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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帝国国策正行进在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当初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持“稳定”战略的贵族们和以关东系、老秦人为首的主张高速“发展”战略的贵族们在历时三年的反复博弈后最终达成的妥协。
这种妥协下的战略符合当前中土形势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当前深陷危机的中央财政，缓和了当前朝堂上各政治势力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始皇帝和贵族统治阶级迫于当前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基本上都能接受并实际执行。
整个统治阶层对这一战略的认可和实际执行是保证帝国平稳发展的重中之重，假如中央的战略得不到整个统治阶层的实际执行，贵族们都阳奉阴违甚至蓄意阻扰破坏，那后果不但是各种矛盾的激烈化，整个中土局势也是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这是一种好现象，应该是帝国贵族阶层乐于看见的局面。
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来源于武烈王公子宝鼎和北疆武力做为帝国政治格局中的第三股政治势力对帝国国政的直接干涉。
正是武烈王公子宝鼎和北疆武力对咸阳宫的坚决支持，才有了远征西南，而远征西南这一伟大功业竟然奇迹般地在一年内就胜利完成，导致咸阳宫一夜间便扭转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于是功臣们妄图借助西南远征失败和中央财政崩溃这双重危机逼迫咸阳宫进一步打开分封之门的图谋彻底失败，不得以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接受了帝国开国之初仅仅建五个封国的现实，然后为了加快和发展地方势力，以便在未来与中央的对抗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他们以最快速度吞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向武烈王公子宝鼎和北疆武力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于是，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得以成为帝国在开国之初的国策，而以集中帝国全部国力进行南北战争成为帝国未来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任务。
这一切都满足了公子宝鼎的愿望，同时也把公子宝鼎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宝鼎和北疆由此成为帝国政治漩涡的第二个中心。
帝国初建，百废待兴，国事不但异常繁忙，更不能出丝毫的差错，一步错则有可能功亏一篑。
这时候始皇帝必须坐镇中枢，统筹全局；这时候始皇帝只能把发动南北战争转移国内激烈矛盾的政治重任托付给年轻的武烈王。这与他是否信任武烈王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策略是武烈王提出来的，理所当然由他来实施最为合适。看看今日朝堂，还能找到一位比武烈王更合适执行这一政治重任的鼎柱大臣吗？但这还不够，当始皇帝和中央指挥帝国全力以赴稳定和发展中土的时候，当武烈王和北疆武力集合中土全部国力戍守疆土的时候，豪门贵族及地方势力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如何遏制地方势力对抗中央，从而保证地方郡县忠实地执行中央命令，是一个必需解决的大问题。
武烈王建议由太子扶苏巡视天下，一来可以培养太子的执政能力，二来可以促进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三来可以帮助中央及时解决地方郡国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四来可以有效监控和遏制地方势力，最后，还可以控制太子一系的发展，以避免太子一系在政治上与始皇帝形成对抗，避免咸阳政局频繁掀起波澜。
历史上始皇帝一次次巡视天下，这也导致帝国政局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下，但始皇帝巡视天下的政治目的不会因为历时轨迹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始皇帝极有可能像历史上一样一次次巡视天下，如果能让始皇帝坐镇中枢，让扶苏代替始皇帝出巡，岂不正好可以弥补因为始皇帝一次次出巡而导致的一系列政治危机？
始皇帝坐镇中枢，太子巡视天下，武烈王公子宝鼎镇戍北疆，假如帝国政治能实现这一格局，显然可以促进帝国的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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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对宝鼎的建议颇有兴趣，打算召集太子和中枢大臣们仔细商讨一下，但此策对解决帝国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太大帮助。
若要解决帝国深层次的矛盾，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宝鼎的这一说法深得始皇帝的赞同，但问题是，太子的政治理念与始皇帝的治国方针有冲突，始皇帝担心自己升天之后，太子会改变帝国的既定国策，让帝国的政治轨道偏离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所以始皇帝非常焦虑，打算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确保帝国的政治轨迹可以历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而不变。
始皇帝能否达成自己的愿望，宝鼎的态度很关键。
宝鼎很努力，在政治博弈中使出浑身解数，一方面他联合始皇帝遏制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阻止功臣们加建更多封国的图谋，同时却又利用功臣们的力量对抗中央集权，尤其在财经政策上，更是不遗余力的阻扰中央增赋加税和打击工商业。
但是，宝鼎始终不干涉中土思想文化的统一。始皇帝和中枢一直非常重视大秦的学术文化建设，宝鼎更是屡次提出建议，甚至一度以武力从齐国的稷下宫强抢诸子大贤，淳于越等关东大贤就是被他“抢”来的。奇怪的是，自从宝鼎出任太傅，主导国策变革以来，宝鼎就有意识地回避这一块，更绝口不提他曾经非常推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建设战略。
宝鼎可以回避中土的文化统一，毕竟他这几年的重任是镇戍北疆、戍卫中土，但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却无法回避，于是各种变革策略接踵而至，比如博士议政制度，比如大学宫制度，比如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的教育制度，比如擢拔关东士人入仕的选官制度，等等。凡制度都有其利弊，而帝国所进行的一系列试图统一中土文化的制度首先牵扯到的是大秦军功贵族和关东士人对利益的争夺，于是冲突层生，矛盾激烈，弊端渐大。
大秦的豪门贵族在保住自身权力和财富的情况下，借助中土文化统一之便利，把关东士人拉进了帝国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之中，这无疑直接损害了大秦寒门军功贵族的利益，而寒门出身的军功贵族正是大秦法家学术思想的拥护者，是“法治”和中央集权的支持者，也是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宝鼎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基础力量。
可以想像，中土文化统一的背后蕴含着多大的利益之争，它的背后其实就是持“集权”和“分封”两大政治理念的贵族政治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
宝鼎当然不会轻易介入这种深层次的斗争，这对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没有任何帮助，相反，一旦处置不好，必然遭到始皇帝和豪门贵族的前后夹击。
宝鼎的确没有办法解决这种深层次的斗争。
以史为鉴，无论他支持哪一方都是错误的，即便他拿出来的在法学法治基础上融合儒学礼治思想的策略，也是没有先例没有标准答案的。
历史如果改变，帝国如果世代延续，那么中土文化统一的土壤也就彻底改变了。可以肯定，始皇帝和宝鼎这一代人根本解决不了，也没有那个条件去改变，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这片土壤培植出符合在这片土壤上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这需要时间，需要后世子孙和一代代的士人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宝鼎现在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改变历史让帝国生存下去，第二让帝国休养生息走向富强，第三，帝国和平统一了，国富民强了，中土这片土壤自然就会开创出新思想新文化这朵璀璨花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时代的统治阶层肯定要寻找到一条适合新时代发展的道路，而做为统治阶层的核心中土士人阶层理所当然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也是更有利于他们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
只要有合适的肥沃的土壤，即便我自己培植不了花朵，我也完全可以想方设法让合适的人来培植出美丽的鲜花，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创造一个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这是解决帝国深层次矛盾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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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逼迫宝鼎在中土文化统一的策略上做出表态，宝鼎迫不得已，表态了，也把自己的想法阐述清楚了。
始皇帝无法认同。把帝国的存亡寄托在未来，寄托在后代子孙身上，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如果宝鼎不是居心叵测、别有他图，那只能说他无能，懦弱，在这件事上消极，退缩。
兄弟两人争执起来。
始皇帝决心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帝国的全面统一，让帝国在自己设计的政治轨道上平稳前进，代代传承。
宝鼎则认为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为子孙后代夯实帝国的基础，结束中土八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让中土苍生在和平统一的环境下安居乐业。至于帝国未来的发展和强大，那是子孙后代的事情，需要子孙后代的聪明才智，这一代人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在短短时间内让帝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让后世子孙舒舒服服地安享荣华富贵。
两人的观点、想法悬殊太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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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匆忙离京，赶赴离石要塞。
始皇帝继续思考，继续和中枢大臣们商讨国策。
兄弟两人的这次争论对始皇帝还是有所触动，这从他非常坚决地放缓发展步伐就能看出来。
始皇帝下令，先在东南战场上攻伐闽越和东越，由吴王公子高负责粮草辎重的筹集和运输，由江东镇戍军统率司马断、麃浚指挥大军征伐。南海王公子峤和岭南镇戍军统率杨端和负责策应。
这一仗从五月开始，到九月结束，秦军征服闽越和东越，在其地建闽中郡。楚国贵族非死即降，小王被俘，楚国灭，传承数百年的景、昭、屈、项、庄等楚国贵族就此败落，而流亡的关东诸国贵族比如魏王咎、韩王越、齐太子安、田儋、张良、项梁等人则纷纷逃窜到南岭大山或者东南海上，杳无音信。
十月，始皇帝下令，东北疆镇戍军统率王贲、冯毋择和李信率军远征辽东。
这一仗因为准备充分，进展非常顺利。到第二年的三月，捷报传到咸阳，远征军横扫辽东，俘燕王喜及众多燕国贵族，燕国灭。
辽东太远，太大，太贫瘠，但燕国在此筑有长城，秦国既然占据了此地，就得派军镇戍。这就好比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尤其关键的是，假如真的拿到嘴里咀嚼了，还得费老大的劲。
镇戍辽东，需要一笔不菲的财政开支，而好处是，可以利用辽东镇戍来钳制一批功臣。功臣们要掌控军队，要掌控地方郡县，好，我给你，东北疆这块地方够大了，地理位置也不错，经营地好，完全可以割据称霸。燕国凭借此地代代传承，可见这块地方还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镇戍辽东需要军队，而燕人的归附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王贲、冯毋择和李信做为帝国三大政治势力的高层人物，势必要在东北疆明争暗斗，结果可想而知。
功臣们的目标是分封，如果大家为了一块贫瘠的边陲之地互相打起来，那就上了始皇帝的当，所以东北疆的镇戍军统率们一致上书，恳请始皇帝在东北疆再建封国。
燕南和河北接壤，可以不建封国，但辽东辽西距离咸阳太远了，肯定要建封国，如果不建封国，首先中央财政不可能保证辽东所需。一个封国王和一个郡守在中央的地位能够相提并论吗？封国王要钱粮，中央不敢不给，而郡守哭穷，恐怕就没人理睬了。没有钱粮，辽东如何镇戍？久而久之，此地必然落入东胡诸族的手中。
中枢大臣们也纷纷进言，恳求始皇帝从实际出发，在东北建封国。
以淳于越为首的博士们也从中土的统一出发，进言始皇帝封诸侯建屏卫，并公开举荐武烈王公子宝鼎出领燕国故地，做一方诸侯。
丞相隗状、王绾等帝国的公卿大臣们突然“兴奋”起来，在朝议上，在奏章中，极力恳求始皇帝在东北建封国，让武烈王公子宝鼎领封国，做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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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政局风起云涌。
始皇帝急召武烈王回京。
武烈王公子宝鼎日夜兼程返回京都，第一时间入宫觐见。
“形势比预想的更为恶劣。”宝鼎风尘仆仆，疲惫不堪，但更累的是他的心，“战争刚刚结束，他们就迫不及待了。”宝鼎摇摇头，苦笑道，“无论是把我置于死地，还是把我赶到辽东，都有助于他们控制局势的发展。”
“东北疆要不要建封国？”始皇帝直截了当地问道。
宝鼎无言以对。
始皇帝没有退路了。建封国就要修改律法，无论是让武烈王领封国，还是让未建功勋的皇子领封国，首要修改的就是“封王”的资格和条件，这等于把分封之门开得更大了。而不建封国呢？现在帝国贵族们把矛头对准了武烈王，把武烈王放在大火上烤。无论武烈王是否支持始皇帝建封国，武烈王首要考虑的都是始皇帝什么时候杀他，而不是考虑始皇帝会不会杀他。
既然武烈王要防备始皇帝杀他，兄弟两人失去彼此间的信任，那结果可想而知，兄弟两人必定手足相残。
始皇帝处于绝对的劣势。不杀武烈王，武烈王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之下，可能杀了他，而如果诛杀武烈王，重蹈昭襄王和武安君之覆辙，那么在帝国功臣们云集北疆的情况下，在豪门贵族们一致追求分封情况下，始皇帝还能否像当年的昭襄王一样对功臣们大开杀戒？这时候大开杀戒，镇戍地方的功臣们兔死狐悲，十有八九要群起而攻之，最终结果不是始皇帝“暴毙”，就是帝国分崩离析。其实结果都一样，以始皇帝彻底失败而告终。
所以武烈王公子宝鼎日夜兼程返回京都，第一时间入宫觐见，把自己的头颅交给始皇帝，以此来保住兄弟两人之间的信任，帮助始皇帝暂时“守住阵脚”。
历史在重演。当年武安君就在咸阳，他把头颅交给了昭襄王，给昭襄王两个选择，要么杀我，重建分封，要么杀范睢，继续集权中央。结果昭襄王杀了武安君，大秦政局陷入血雨腥风，大好局势突然扭转，秦军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其后国力更是大踏步倒退。
今日武烈王如果拒绝回京，那就是公开的造反，会把始皇帝彻底逼上绝路，始皇帝将彻底失败，统一大业将轰然倾覆。
好在武烈王没有犹豫，回京了，把头颅交给了始皇帝。始皇帝如何选择？是杀武烈王，死守中央集权；还是继续信任武烈王，把分封的“大门”再开打一点，然后兄弟两人伺机反扑？
始皇帝只有选择第二条路。如果他杀了武烈侯，重蹈昭襄王的覆辙，他就要承担帝国崩溃的风险，他承担不了，也不敢冒这样的风险。
始皇帝直接逼问宝鼎，无疑告诉宝鼎，他为了拯救宝鼎的性命，不得不向功臣们妥协。
这一次，兄弟两人输了，毫无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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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长叹，躬身为礼，既表示感激，也表示歉意。
之所以出现今日局面，还是源自郡国制，源自宝鼎强行打开了分封之门，如果这道门始终没有打开，凭借兄弟两人联手的实力，完全可以把功臣们打得落花流水。
然而，历史上始皇帝击败了功臣们，并且把中央集权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但最终证明这条路也是错误的，始皇帝还是失败了。如今宝鼎要走另外一条路，走中央集权和分封诸侯并存的路子，谁敢说这条路就不能拯救帝国？
宝鼎要坚持自己的道路，如今他也没有回头路，只能坚持这条路了。
始皇帝神情冷峻，皱眉说道，“朕理解你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大秦的未来，也不知道前进的路怎么走，所以我们要认准方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边摸索边修正，这就需要时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但问题是，我们的对手会给我们时间吗？”
宝鼎还是不说话。
“上一次渡淮作战结束后，他们就逼迫朕在分封上让步，结果朕在西南远征上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始皇帝问道，“这一次他们卷土重来，气势汹汹，而且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你，那么，你可有反败为胜之策？是不是要提前发动北伐？”
宝鼎坚决摇手，“北伐只能延期，不能提前。”
始皇帝的脸色更是难看。
“现在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宝鼎解释道，“如果为了北伐而横征暴敛，把大秦黔首逼上绝路，那我们就多了一个敌人，而且这两个敌人一旦联手，败亡的不仅仅是我们，还包括我们的帝国，我们的大秦。”
始皇帝的神色有些狞狰，眼里更是露出重重怒色。
“北伐必须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连通咸阳和塞外的直道，一是稳定的国内局势。”宝鼎劝解道，“国内战事没有了，北疆镇戍基本无忧，帝国正好迎来了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最佳时机。陛下，我们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该妥协的时候就得妥协。今日的妥协其实是为了明日的获取，这个策略并没有错误。”
“你只给了朕五年的准备时间，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始皇帝厉声质问道，“南征可以成功，北伐为什么不行？”
“西南远征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南岭大渠的开凿，而西南百越人的战斗力与大漠匈奴人的战斗力根本没有可比性。”宝鼎苦口婆心地劝道，“北伐若想成功，除了直道和充足的粮草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时机，而这个时机的把握不单单要靠我们，还要靠河西大月氏。”
始皇帝暗自苦叹。眼下困难重重，而宝鼎又极力反对马上北伐，这让他无计可施了。
难道就这样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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