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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庸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武烈侯与熊氏、隗氏、王氏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宗室、楚系和老秦人三大势力构成。这是一股多么庞大的力量，熊庸都不敢想像这三大势力如果公开联手，将给咸阳宫以怎样的冲击，但每个势力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势力与势力之间也有激烈的利益冲突，目前这四大家族能够坐在一起，当然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结果，公开结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在特殊时期特殊利益的驱动下，四大家族才会合作，他们所代表的三大势力才会联手操控政局。
今日，三大势力就在商议如何操控朝政，让政局向有利于三大势力的方向发展。
熊庸此刻才知道自己在武烈侯心目中的地位。虽然当初在蓼园的时侯，武烈侯说过，希望他承担起重建熊氏的重任，但那时候熊庸对政局了解有限，以年轻人特有的狂热心态看来，他要在熊氏的废墟中干一番事业，现在他总算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脱离了庞大的熊氏，他什么都不是，他也没有能力重建熊氏的辉煌，他必须继承熊氏，然后利用熊氏的力量再一次崛起。
这一代的熊氏将随着老太后的去世而凋落，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无力挽回。现在熊氏要做的就是为未来的复出做准备，他是熊氏下一代的中坚人物，他的使命就是重建熊氏的辉煌。
熊庸的心情非常复杂，既有对熊氏凋落的悲哀，也有对未来的期待。今天四大家族三大势力坐在一起商谈的内容就是未来，而设计未来的就是武烈侯。望着坐在上席从容淡定侃侃而谈的武烈侯，熊庸难以想像大秦和大秦各方势力的命运竟然操控在这样一位年轻君侯的手上，匪夷所思地事情，如非亲眼所见，他根本想像不到武烈侯竟然有如此颠覆乾坤的本事。
熊庸静静地听着武烈侯与熊炽、王贲和隗藏的密谈，用心分析着每句话背后的意思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变化。不久的将来，他将代替熊炽，成为熊氏家族的代表，参加这种控制天下命运的权力博弈中。想到整个天下都操控在自己手中，那种感觉实在是令人激动万分。
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重新制定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方案，而这种方案的制定需要国策和军政财各方面具体政策的全方位配合，国策和具体政策的制定则需要三大势力控制朝政。
现在控制朝政的就是楚系外戚，但制定国策的却是君王和他的内廷大臣。
大秦中枢实际上就是内廷，内廷制定国策，外廷则主要负责执行。三公九卿都是中枢大员，参与国策的制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君王和他的近侍大臣们牢牢控制着国策的制定权。
依照武烈侯的谋划，基本国策要修改，在“法治”的基础上辅以“礼治”，但“礼”、“法”之争延续几百年了，事实证明“以法治国”在争霸兼并中明显占据了上风，大秦的崛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然而，今日“以法治国”的思想与早年的法家学术思想已经有很大区别了。
“礼治”不适应时代需要了，而“法治”又严重损害了贵族利益，不被贵族所接受，于是这两种学术思想自然开始了取长补短的过程，子夏和他的西河学派应运而生。子夏是“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正是因为有了西河学派的理论基础，魏国的变法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魏人公孙鞅更是在秦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法家学术思想也在进步，从公孙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到韩非的“法术势”之大成，而韩非的大成则得益于从师荀子，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礼治”思想，从而把“法治”思想推到了巅峰之境。
子夏的“变法经世”让儒学得以适应时代并发展，而荀子的“礼治”则融合了“法治”，就此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义”，而荀子的核心思想则是“礼”。荀子的“礼治”思想就是以礼义为主体，兼重于法，以“仁义”和“王道”来实现天下的统一。
宝鼎认为他不可能改变大秦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法治”国策，但秦王政在统一之后，把“法治”的“君权至上、中央集权”发挥到了巅峰，导致“法治”严重偏离了正常轨道，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所以他唯一要做的就是遏制“君权至上、中央集权”，而办法就是在国策中强行加入“礼治”中的某些可以被秦王政和中枢所能接受的思想，另外诸如墨家、道家、黄老之学等有利于大秦稳定和发展的思想也尽可能拿出来，去影响和干涉国策。
要实现以上目标，首先就要把具有这些不同治国理念的士人送进朝堂，或者让朝堂上三大势力中的官僚接受这些不同的治国理念。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学术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依托中原厚实的文化学术底蕴和西河、鬼谷等学派打造中土文化学术圣地，引导儒法合流，礼法统一，以此思想来影响和改造一批旧官僚，培育一批新官僚，二是官僚的选拔制度，必须坚持“以贤取才”，让更多具备“儒法合流、礼法统一”思想的士人进入官僚阶层，甚至成为新的贵族。
所以，对宝鼎这个利益集团来说，在中原创建大学府，进一步改革学府制度和完善选拔制度，才是整个谋划中的关键所在，是重中之重。
这个关键所在指向的目标就是“法治”与“礼治”合流统一，最终实现“外儒内法”，而在具体国策上的体现就是“君权至上”基础上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郡县制体现了“法治”所追求的“中央集权”，而分封制则延续了“礼治”所追求的宗法等级制度和贵族世袭特权。
宝鼎知道历史发展的轨迹，“外儒内法”的“礼治”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央集权”是大势所趋，大秦若想避免崩溃的命运，就必须走这条路，但这条路任重而道远，它有阶段性，中央集权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历史经验来看，必须要以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来过度。当然，这个过度过程中避免不了内战，然而，它终究算是一种平稳过度，不至于像原有历史一样一个庞大帝国突然间轰然倾覆。
宝鼎有远大目标，而他所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这种远见卓识，三大势力追求的是权力和利益，是分封制，是贵族世袭特权。从这一点出发，三大势力毫无例外地绝对支持宝鼎的谋划，并决心将其进行到底。
整个谋划中最重要的策略定下来了，那么军事上和财赋上的变革就顺理成章了。
军事上，宝鼎要推动中枢制定国防大策略，要制定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守外虚内”之策，这个策略的关键是“守外”，秦军主力大兵团都在四方戍守边境和拓展疆土，那么兵团统率将拥有相当大的军权。当前老秦人控制着军队，宝鼎与老秦利益一致，命运更是休戚相关。此策一旦成功实施，将帮助本利益集团在未来政局中获得极大优势。
财赋上的变革牵扯的利益最为直接，也是博弈最激烈的地方。
吕不韦主政的时侯主张“以商富国”，但吕不韦尤其重视农耕的发展，毕竟粮食才是国之根本。吕不韦下台后，法家大臣推翻了“以商富国”的国策，主张“重农抑商”。吕不韦本来就“重农”，中枢要做的其实就是“抑商”，但现实摆在这里，中土诸侯并列，断绝商贸事实上就是自绝财路，所以“抑商”的目标随即指向了被巨商富贾所控制的一些命脉行业，比如盐铁，牧马苑，大兵作坊等等，中枢试图以“官营”来代替“私营”，把财富尽可能集中于王室金库，以充国资。
秦军拿下韩魏，占据中原，中枢马上决定打击中原巨商富贾，其目的很简单，就是“抑商”。本土巨商富贾牵扯的利益太大，动不了，那必然要从本土以外的巨商富贾开始动手。
中枢打击中原巨商富贾的理由其实非常充分，谁敢保证这些人不在暗中帮助韩魏叛逆举兵谋反？但此策危及到了宝鼎这个利益集团的谋划。
宝鼎要在中原打造文化学术圣地，他必然要赢得中原人的支持，但中原的王族和公卿贵族肯定要给无情镇压下去，能够给宝鼎以支持的只有中低层士人和巨商富贾，而巨商富贾和中原贵族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留下这些巨商富贾，把他们的利益和蓼园的利益紧紧捆到一起，宝鼎认为自己必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赢得中原人的支持。
宝鼎所提出来的这些基本国策和具体政策，与中枢所持的治国理念有直接冲突，双方必然有一场争斗。
但宝鼎这个利益集团掌握着“终极武器”，那就是老太后。
老太后还活着，她说话还有作用，她依旧可以干涉朝政，不过她的时间不多了，在她活着的有限时间内，宝鼎和本利益集团必须调整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以确保在她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本利益集团依旧可以影响和控制朝政。
楚系外戚公开跳出来支持武烈侯，秦王和中枢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楚系外戚和武烈侯做了交易，楚系外戚以国策上的支持来换取武烈侯对王统的支持。秦王必然愤怒，他目前没有理由对付武烈侯，只好把一肚子怨气暂时放在肚子里，伺机打击楚系。
楚系外戚这时候要考虑后路了。乘着老太后还在的时侯，主动“后撤”，远比老太后薨亡后被秦王血腥打击要好，可以保存下很多力量，将来还可以动用“隐蔽”力量展开反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昌文君熊炽主动请辞，把御史大夫的位置让出来，以平息秦王政的愤怒。御史大夫名为副丞相，主掌纠察百官，但事实上他就是内外廷的联系人，可以说是君王的首席大秘书，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秘书长了，是君王的近侍大臣，一般都由君王的亲信担任。
这个位置宝鼎觊觎以久，他绝对不会给关东人。历史上接替昌文君出任御史大夫的人可能就是冯劫，这其中是不是有其它人短暂代理就不得而知了，但现在宝鼎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个位置让给冯劫了，他必须抢到手，而公子腾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宗室这个身份在关键时刻还是大有作用。朝堂上争斗得如此厉害，关东人遭到楚系外戚和老秦人的联手夹击，秦王政也不会把这个位置送给老秦人，那么由宗室出任御史大夫就是皆大欢喜的事了。
公子腾出任御史大夫，他的内史职位就空了出来，而另一位宗室大臣公子豹是驷车庶长兼领卫尉，卫尉这个职位也可以拿出来，这样宝鼎又可以安排两个人。
“武烈侯可有合适人选？”熊炽问道。
这个人选必须得到老太后的许可，否则通过的可能性太小，这样老秦人就被排除在外，除了宗室大臣就是巴蜀人了。
“宗室中有一个合适人选。”宝鼎说道，“公子豹之子公子成，现为栎阳令。我举荐他出任内史一职。”
熊炽想了一下，微微点头，“如果你能说服公子豹让出卫尉一职，我想太后和大王也不好拒绝我们的举荐。”
“公子成出任内史，那么中枢当中就有四位宗室。”隗藏略略皱眉，“关东人一无所获，会不会极力阻止？”
“我也算中枢的一员？”宝鼎笑道。
“当然。”隗藏说道，“而且你这位封君的份量极重，你说句话差不多抵得上大半个中枢了。你没有看到咸阳为征询你的意见，特意派出两位位高权重的公卿做特使吗？”
“关东人要阻止，你们就想想办法嘛。”王贲对熊炽说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先把事情搞乱，然后乱中取胜。”
熊炽笑着连连点头，“好计。内史虽为上卿之一，参与中枢决策，但终究是京畿之守，连外廷大员都算不上，所以关东人要争也不会争内史，而是争御史大夫和卫尉这两个位置。御史大夫争不到，他们肯定要争卫尉。卫尉出入禁中，肯定是大王的近侍大臣之一，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啊。”
“三个位置，宗室拿了两个，剩下一个就是关东人和巴蜀人相争了。”王贲摇头叹道，“老秦人连边都粘不上，岂有此理。”
“有得必有失，况且老秦人刚刚复出，将来的机会多得是，何必急在这一刻。”宝鼎笑道，“以我看，卫尉一职，巴蜀人恐怕也拿不到。”
隗藏脸色微变，欲言又止。
“隗氏还是保持一贯风格，低调到底吧。”宝鼎说道，“我举荐陇西军统率李瑶出任卫尉卿，如何？”
熊炽等人先是愣了一下，陇西李，事前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旋即大家便明白了宝鼎的意图，心中不禁大为赞叹，神来之笔啊。
陇西李也算本土老秦人，但相比郿城孟西白、夏阳司马氏，那就差远了。正因为彼此间有距离，陇西李躲过了武安君之祸，但陇西李也想进一步，在老秦人日暮西山的情况下，通过与巴蜀隗氏的联姻，陇西李攀附上了楚系这颗大树。隗氏在楚系算是一个分支，实力有限，对陇西李的帮助也不大。
宝鼎出塞得到了陇西李的鼎力相助，而陇西李也因此重归老秦人阵营，但因为陇西李与楚系有联姻，所以他与老秦显贵之间的关系一时难以改善。去年蒙武败于河北战场，对帐下的裨将李信颇为不满，陇西李与关东人的关系随即变得紧张。
陇西李因为实力弱小，对各方势力都小心伺侯，哪个都不敢得罪，但结果把所有的势力都得罪了，现在的处境十分尴尬而艰难。
这时候，宝鼎拉陇西李一把，陇西李自然对他感激不尽，或许就此投向蓼园，而秦王政对陇西李的处境当然了解，这样一个被各方都不待见的人物当然能被他所接受。一个边缘人出现在中枢，对缓解朝堂上的激烈矛盾肯定有帮助。
宝鼎之所以想到陇西李，是因为李信曾经得到秦王政的信任。秦王政为什么信任一个陇西的少壮将领？最早他以为是楚系的关系，隗氏给了李信很大的帮助，但现在看来这个推测值得商榷。如果我现在拉陇西李一把，把陇西李送进中枢，陇西李会不会因此渐渐赢得秦王政的信任？假如历史上陇西李也曾进了中枢，那么秦王政信任李信的原因是不是就是来源于此？
宝鼎的神来一笔就这样突然出现了，而他的建议赢得了熊炽、王贲和隗藏的一致赞许。陇西李进中枢，对各方都有利，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还在陇西李手上，但以武烈侯如日中天的地位，相信陇西李的选择绝不会偏离众人的估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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